《他乡》评论小辑||吴义勤：他乡即故乡——论付秀莹长篇小说《他乡》
付秀莹是新世纪以来备受关注的青年作家，《爱情到处流传》《陌上》等作品以其特有的、浸透着浓郁传统诗性抒情味道的文学气质，迅速征服了文坛，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刮起了一股温柔的旋风。她的长篇新作《他乡》既是一部试图突破自我的探索性作品，又是一部个人标识和风格被再次“强化”的极富生活实感和生命质感的作品。小说处理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典型的现代主义命题，但诗意浓郁，情感丰厚，在深层涌动着人道主义热流。小说虽名为“他乡”，在根本上却是一部“返乡”之作，是一个关于“还乡”的巨大隐喻。其“返乡”有着多重蕴涵：从艺术美学上看，《他乡》是对沈从文、郁达夫、汪曾祺、孙犁、铁凝等20世纪中国小说诗化传统，乃至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承续和延展；从人文价值上看，《他乡》是向伟大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致敬和回归，它让文学返回到最根本最原初的对人的存在境遇的人性关爱和人道关怀上；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来看，《他乡》以最切实最直接的个人体验为基础，却不受个人化视野局限，而是将之与更为广阔的经验领域建立深层关联，在“个人性”与“宏大性”之间重构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深度意义模式。
01
诗意、抒情与人道主义
《他乡》是一部关于生活和情感的长篇小说，是一部女性的心灵史、成长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诗意氤氲的成长小说和叙事长诗。小说以与个人体验、气质紧密联系着的情感性、情绪性调子抒写与主体心有戚戚焉的生活，记录带给主人公深刻感怀和刻骨铭心记忆的人生片段，主人公在一行行一页页的书写中感受、体悟、成长，由青涩青葱而青春而终有风霜，叙述在舒缓中有峻切，在柔婉中有力道，见出人与事在时间流淌中的升降与浮沉，包含着一种诉说、袒露自我内心的迫切之情，一种情感的激荡之声，一种带有浓郁的个人气息和个人意味的感受、共鸣，一种由生活波折和命运捉弄淬炼出来的声音，一种温和、清明的生命喟叹。这是文学魅力的体现：它不在于江河奔涌般的情绪宣泄，更在于字里行间隐伏着的生活玄机的把握，和缓缓流淌的、慢慢积蓄的、伺机择地而出的情感和想象的能量。
《他乡》的诗意首先来自其叙事的音乐感。小说以回忆的方式展开，这种回忆无论是出自小梨、幼通还是老管，天然地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舒缓节奏和历经世事沧桑后的坦然、平静和淡泊。如小说通过中年翟小梨的叙述，回忆自少女时代起的生活经历、情感历程，有历经沧桑的淡然自适、通透豁达。小说写到生活的艰难，寄人篱下的窘迫；写到青春的浪漫、自信，青年人的理想与任性；写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写到心绪的迷乱与枉然、心理的焦虑与折磨、灵魂的撕裂和精神的痛苦时，又有或沉郁或张扬或昂然或寂然的情绪与叙述节奏的调整、转换。如小说对幼通与小梨的恋爱情景和相思之情的描写，对小梨与老管的情人关系、与郑大官人的知己关系的描述等。其中，小说最后部分那封没有寄出甚至连收信人都不清楚的信——“亲爱的某”，写得尤其百转千回、缠绵悱恻而又回肠荡气。这种音乐性是由情绪和情感的或急迫或舒缓或悠扬或低回的变奏形成的，而不是由外在的声律和韵脚造就，它是散文式的诗、小说的诗。在极有节奏的情感、思绪流动中，自然地浮现出一些饱含韵味的意象，细腻的感受通过精细的语言，渗透在诸番景物中，氤氲在某种色彩、气味、声音中，让乡村如雨般的蝉鸣、泥土潮湿的腥气、庄稼生长的气息、撕扯棉絮般纷飞的大雪和呼啸着掠过树梢的北风，让春节乡村世俗的欢腾的快乐，让冬日寒夜城市街头小摊砂锅炖豆腐的香气，让内陆小城随处可见的那些猪肉包子、凉皮、香肠、千层饼、猪肉酸菜馅饼，浸泡在青春的热情、恋爱的浪漫、异地独处的孤独凄苦之中，当这些都浮现于浸透着主人公斑斓色调的回忆之中时，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的情绪、情感和心理又彼此融通出繁复的变调。因此，《他乡》中的诗意，不单靠文字的渲染、铺陈，而是与作者情感的流淌、情绪的宣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隐含在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中的。
其次，《他乡》的诗意还来自作家的人性关怀和人文主义思想的折射。它不表现在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浪漫上，不表现在繁辞丽句的铺排和堆砌上，甚至也主要不表现在优美景物描写的渲染上，它不是“外在的”诗意，而是在情感的编织和表达——“抒情”上，也就是说，诗意和抒情是交织在一起的，却又不同于那种散文化的诗意，不是把小说的叙述向“诗”靠近，而是勘测和发掘小说叙述中内在的“诗”。因此，《他乡》的抒情和诗意，是和作家笔下的人物共情、同调的，寄托了作者对苍茫世间之人与物的同情，是善良和温热、心灵之美与善的投射。
汪曾祺曾说，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优秀的小说家总善于在自己的创作中，把现实生活的描摹与诗意表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显示出叙事性文本诗意追求的特色。《他乡》塑造了一个个体女性的清晰形象，一个可感动人，能让我们触摸到的情感、心理形象。“情感是文学艺术的重要构成因素，抒情性是其普遍的特征，也是其诗性孕育和建构的基础之一。……中国现代诗化小说一反传统小说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激烈尖锐的戏剧性冲突的模式，注重个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和情绪的渲染或宣泄。故事情节乃至人物形象成了情感和情绪表现的工具或载体。”（1）就拿鲁迅来说，我们不仅可以在《在酒楼上》《伤逝》《孤独者》等具钱理群所说的典型鲁迅气质的作品中被浓郁诗意感染，我们同样可以在《孔乙己》《兄弟》《肥皂》《阿Q正传》等写实性、讽喻性和批判性文本中发现诗意的存在。其实，这种情况在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那里同样以不同形式存在着，更不用说废名、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的诗化小说了。时代在变，生活在变，连同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认知，日新月异的现实在更新着我们的观念，甚至思想，但是，当“变”成了一种惯性，一种时尚，那么，感情则体现出了它恒常不变的一面，尤其是在让人目不暇接的变动当中，这种恒久品质的情感更以其真、善、美的融合，而显示出弥足珍贵、美妙动人的一面。《他乡》表现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的生活，其间中国的城乡现代发展进程和随着时代变迁涌现的各种现代城市“景观”，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鲜活而饱满的呈现，当代中国历史演变和时代推进以多彩的风貌和鲜活的形态，较为完整、自然地在文本中铺展。但这些朴素的时代现实生活的写实性内容，是在主人公的职业、事业和个人命运上的艰难行进和跋涉中，在翟小梨与章幼通从相识相知相爱直至婚姻家庭生活的酸甜苦辣的人生旅程中，在亲情与爱情、婚内情感和婚外情感相矛盾纠缠的甜蜜、苦涩和忧伤、痛苦中，在风波迭起、沧海桑田、执着相守、绚烂而归于平淡中得到展现的。在对时代中国的再现中，在对现实生活与情感的表现中，作者对人生严肃的思考，对世道人心细腻而犀利的剖析，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人性的向往，伴随着不可压抑和遏制的激情，如涓涓细流无声无息地汇入字里行间，使或平静平淡或颓丧灰败的生活充满深沉动人的诗意。在付秀莹的小说中，叙事与抒情，平凡与诗意，诗与真，贴切和谐地糅合在一起，自然、生活多种色彩的交融和情感、情绪诸多色调的错综，既显示出时代中国现实的生活原貌，又表现出发现诗美的才华，从而构成小说自然内在的美学意蕴。
从诗与真的关系来看，《他乡》是一种渗透着浓厚个体情感的写作，它所表现的是一种被浓郁的“诗”包含、蕴藏和渗透着的“真”。小说写时代中国现实，试图容纳近30年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变迁，这无疑是一种具有史诗诉求的全景式观照，但作者并未采取宏大的总体性眼光，站在某一历史话语高处高屋建瓴地构筑一种“整体现实”，而是依据自己的个性、所长，将“外部”现实“内在化”，将“客观”现实“个人化”，将“现实”做“人性”穿透，将“总体视角”分化为以翟小梨、章幼通、老管和神秘的郑大官人等不同的视角，以“个体”“人性”体悟和参透“现实”“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避免了“新写实小说”式的琐碎庸常的日常化写作弊端，呈现出一种“人物成长”或“主体生成”的发展性和上升性，同时，也避免了运用总体性话语整合现实生活时带来的僵硬和生硬，力求在生活与现实、个人与总体、人性与时代之间寻求一种个人化审美表述。《他乡》与我们熟知的诗化小说的重要区别在于，时间因素、情节因素，尤其是对人物心理性格的刻画是《他乡》的关键因素，“女性/个体”的成长是小说的主题和主体内容，也是贯穿性情节线索，所以从乡村到省城到京城的“空间”转移，实际表述的是“自我成长”（时间、时代），同时，叙事情节固然没有淡化，性格、心理、活动等因素的描写较之通常现实主义小说且有所加强：成长历程是“情节”要讲述的，成长体验更是溢出情节的“描写”重点。这是《他乡》之不同于诗化小说之“古典性”“传统性”的“现代性”或“当代性”。（2）我们可以从小说读出作者的成长经历和心理体验，感受到一个独特的作家影像，或许她的天然的职责便是观察生活，体味生活，极其自然而深切地感受自己身历的、亲见的生活中的一切。凝视、同情和信念，是付秀莹观照人、事、景、物和周遭一切的天然尺度。事实上，从“个体/女性”角度看，《他乡》可视为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标志点，只是《他乡》将执拗内向化的女性话语从镜像化的自闭自恋空间中释放出来，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情结、解构主义权力话语和欧美女权话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大众文化市场趣味的渗透中突围出来，以“生活”“情感”“现实”广阔而本然的存在，祛除“女性写作”过度的私人化、私语化，在有节制地保留后者的心理深度探究、诗性话语营造和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文学关心社会、现实、人心和人性的能力。
从诗与善的关系来看，《他乡》是一部具有时代感应力的小说，虽然它并不直接以时代为主题。在人物塑造上，小说时常运用“互现”的手法，借助“人心”的互通和对照，通过其他人的眼光和感受来观察和描述人物。通过幼通的父亲写幼通的母亲：“她在家里从来都没有过什么立场，她总是看着他的脸色的。可是，他却亲眼见过，佩竹在翟小梨面前的样子，威严的，傲慢的，说一不二的。外人眼里那个温和的甚至窝囊的老好人儿呢，那个整天笑眯眯的老太太呢。”（3）通过小梨来写幼通父亲：“幼通的父亲看问题的角度，似乎总是偏于灰色一面。消极的，灰暗的，悲观的，他这一生，最擅长的，是泼冷水。”（4）通过幼通的姐姐幼宜来看父亲：“他眼光锐利，对世事永远是挑剔的，审视的，严苛的，毫不留情的。”“她不肯承认，父亲是自私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永远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父亲也是虚荣的。”“父亲对工作的热心，对家庭的冷漠，对母亲的，怎么说，奴役……她又痛苦，又痛恨。”“他那些个大而无当的雄辩，那些夸夸其谈，她早就烦透了。”（5）通过翟小梨写老管，既写他“由上海男人的种种优点，会过日子，精打细算，务实，精明，细腻”，也写他“在事业上，他攻城略地，有那么一种英雄气概”。“对于老管这样的人，事业和前程，所谓的功名，就是他的身家性命啊。”“他来北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攻城略地，夺取功名。”“老管是一个事业狂。他坚韧，勤奋，肯吃苦……他是又物质，又精神，又入世，又出世。叫人困惑不解。”（6）如此一来，既写出处于观察者位置的人物的处境、心境，也写出了被观察者的心理、性格，同时带出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以及他们之间内在的甚至隐秘的“人心”“情感”关联。其中，贯穿始终的、最重要的自然是翟小梨和章幼通。在幼通的眼里，翟小梨是一个聪明、美丽、明媚、灵动、热烈、向上的女孩子，他为她丰沛的活力和蓬勃的生长性而赞叹和迷恋。在老管眼里，她是个“高大，丰满，热气腾腾”“不感伤”“不忧郁”“不神经质”的女人。在郑大官人看来，“翟小梨的好处，就是安静，清澈，山泉一样，在他身边缓缓流淌，跟她在一起，他觉得心清如水。这样的女人，正是治愈他的药啊。他迫不及待地吞下这颗药，心里又感激，又熨帖。生活还是待他不薄的。人生踉踉跄跄走过了大半，他竟还能有这样的遇合，这样的运气”。（7）通过幼通、老管和郑大官人的视角，通过写他们对翟小梨的认识和评价，主人公的形象清晰可见，而每个人的心理活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和他们之所以成为主人公的丈夫、情人和知己的心理、情感依据，也借此得以巧妙地表述。在常人眼里，章幼通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的生活中的失败者，甚至在亲生父亲看来：“幼通的性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胸无大志，一样的不求进取，一样的平庸老实。性子又慢。……不伶俐，不机变，不活泛。一辈子只能干一件事，能干好也不错了。”（8）即使对这样被自己生父所轻视的人物，小说也通过翟小梨和张幼宜，满怀悲悯、同情和理解地写到他身上的弥足珍贵的品质。在幼宜的眼里：“她这个弟弟，有一点随遇而安的气质。他一向是懒得跟生活计较的人。他也许是出世的，红尘滚滚的俗世令他厌烦。他简直超脱极了，抱着双肩，对生活中所有的如意或者不如意，冷眼旁观。”（9）这跟翟小梨眼里的幼通极为相似：“好像是，幼通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世间的这些凡俗事务，跟他毫不相干。”“幼通这个人，怎么说呢，有一点迂。不是那一种处事灵活的人。”（10）章幼通性格内向，信仰清静无为淡泊虚静的老庄哲学，对世俗事务没有热心。他挣扎于生活的泥沼，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机关单位和办公室政治中，他变得更为悲观消沉，衰颓灰败。他沉湎于内心，也持守内心，鄙视浮名利禄，对外界感觉迟钝，但内心精神世界饱满充实，喜欢小动物，也喜欢养小动物，这让他感到温暖而安全。
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付秀莹说：“我亲爱的人物们，他们的血管里有我的热血，他们脸上流淌的正是我的泪。他们穿着带着我体温的鞋子，在尘世间奔走。我眼睁睁看着他们，经历一遍一遍的劫难，一步一步走向命运的泥泞之地，而无能为力。”（11）就是这样，付秀莹爱着她所爱的人，却不美化他们，不用廉价的浪漫主义或虚假的理想主义来修饰或掩饰他们，即便对小梨和幼通也是如此。同样，她也爱着她所不喜欢的人，但也能在那些她不喜欢的人身上找到人性的因素，并将自己的恻隐之心投注到人物身上，即便对章大谋、佩竹、张幼宜亦不例外。她同时在自己塑造的人物那里，找到人性因素和心灵感应的力量。这点在章幼通的父亲、母亲和姐姐那里体现得尤其明显。在他们身上，她写出了冷淡、冷漠、自以为是、自我中心，甚至自私，但这些都是从人物身上内在地表现出来的，所以写得很内在，很生动，很真实。如果我们认为作家对他们仅仅是持一种冷淡、审视、批判的态度，那显然是误读。这些被内在地表现出来的人物，在《他乡》中除了借助小梨视角在回忆中叙述出来，还有未列入章节序目的七个文本，“彼此”出自幼通的叙述视角；“跌宕”以章大谋、佩竹夫妇的出身、经历和生活状态为中心；“韶光慢”主要以张幼宜的视角，讲述她自己的家庭、婚恋、处境、心理及其与小梨的关系；“谁起了反叛之心”是老管对自我以及与妻子、与小梨关系的讲述；“人生若只如初见”是关于郑大官人及其与小梨情感牵连的故事；“断章或浮云”取自小梨从1994年至2018年间的日记，可以看作小梨半生大事的总结；“亲爱的某”以小梨书信的形式直剖主人公灵魂。这样，前三个文本就从家庭“内/外”不同的侧面和方位，分别写出了幼通及其父母和姐姐的性格、心理，家庭内部的情感关系和表达方式，以及造成人物这些特点的原因。如此处理，赋予小梨和幼通两个人物和叙述者的思想、感情以更多的丰富性和可信性，也使得小说对幼通父母章大谋、佩竹和姐姐张幼宜的表现更为细致饱满。章大谋是一个对家人苛刻、生活乏味的教育局干部，他早已经失去了对事业、理想的信心，他强烈的怀才不遇感导致的激愤、尖刻和心态失衡、愤世嫉俗，他的浮夸虚荣，他的才情、思想和野心、抱负之间的不成比例，他的作为自炫和谈资的清高淡泊，他对权力爱恨交织的心态，在小说中被以某种略带嘲讽的调子描绘出来，然而，在这些描绘和心理分析中，作者的睿智、洞察力和慈悲心也得以展现，她分明确凿地把自己的思想和自己对这些思想的理解，连同自己的情感一起赠送给了他们。
世事变幻，人心阔大而幽深。作者感慨：“人心是多么辽阔幽深呀，它能盛放一切，痛苦，幸福，悲伤，喜悦。情感的风暴，心绪的波澜，热泪，呜咽，呼号，甚至一触即痛的疤痕，艰难愈合的伤口。而小说，正是人心的牧场。人心有多么浩渺苍茫，小说就有多么复杂幽微。”（12）无论中国传统小说对世道人心的勾画，还是现代小说对历史和个人的塑造，“人心”都是难以避开的关键点之一，而《他乡》所描述和聚焦的就是一个既能够展示自己的生活、心理、情感和灵魂，也能深切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的人。小说通过章幼通的家人，展现了那些被社会环境、社会的不公和历史的暴力扭曲了的普通人，表现了一种反常的、可怕的生活状态。他们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怪人，而是被历史和生活环境扭曲的人。章大谋是一个敏感、多疑、愤世嫉俗、容易冲动、喜怒无常的人。佩竹性格安静平和、内向隐忍，对父亲言听计从，不会也没有任何与父亲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张幼宜幽灵般出入于家里各个房间，苍白抑郁。这种淡漠的生活态度，表现在他们对自身之外的事物几乎漠不关心，有着非同常人的冷漠和自私。在家庭内部，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客气而冷漠，保持着亲人间少有的分寸感和边界感。亲人之间也不会推心置腹、坦诚相见。这种个人和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的状态，包含着人生的某种真相，融入了个人生命体验中。父亲因家庭出身不好，终生郁郁不得志。幼通悲观、内向性格的养成，如同他的母亲和姐姐一样，跟父辈的历史经历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个父亲占据主导地位、拥有绝对权力的家庭中，他始终是被否定、嘲笑、指责的犯错方。第四和第五个文本分别通过老管、郑大官人，写出栖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极具个性和复杂性的心理情感世界，写出人的善良之外的其他品质：执着、隐忍、吃苦，对生活的执着的热情，为人处世的宽容与智慧，等等。
《他乡》的情节发生地点随着翟小梨的读书、工作、再次读书、再次工作的经历而变化，是她自幼生长的芳村，是省会，是首都，在这些不同地点，她经历了生活激流的冲击，跌跌撞撞，辗转沉浮，个人生命在此间纠结缠绕；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让付秀莹感同身受的体验，使这些地点和在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在她的笔下表现出不容置疑的真切性和准确性。她记住了那里的声音、颜色、气味，写出了那些与生命记忆血肉不分的联系着的小细节。这显然不是某些“新写实小说”式对琐碎细节的机械性的外在的记忆，也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那种纯客观的外部观察和准确写实，而是因为他们有着无法磨灭的生命体验，因为这些细节关联着主人公的形象，关联着她的细腻敏感的内心世界。小说主人公客观上成为了作者观察和剖析的对象，让她在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忏悔和自我批判中，完成心理、情感和智慧上的成长和成熟，因此，小说多次写到主人公的抱有侥幸和幻想的心理，写她不敢面对自己真实内心的畏惧和胆怯，写她对自己的痛惜和懊恼，写她面对复杂世道和人心时的盲目、轻信和糊涂。比如小说写翟小梨初入省城中学为求省城户口而险些犯错并因此再次辞职之后的心理活动：“在这件事上，无论如何，我对幼通，对我们的感情，怀有莫名的愧疚。尽管，什么都没有发生。在我多年前近乎是一种道德洁癖的促使下，我在内心里，完成了对自己的严厉审判。”如果为户口而对中年男人屈服，发生交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安宁吗？我还能坦然面对幼通，面对幼通的爱情吗？”（13）这里无疑有一种冷静的观察者视角。再如翟小梨对自己双重心理矛盾的发现：“这个世上，竟然有两个翟小梨。一个含辛茹苦温良贤惠，一个妩媚妖娆内心艳丽。”（14）“我越是温良贤惠，心里那只被困的小兽就越是疯狂暴躁。”（15）多年之后，在回忆自己与老管的爱情时，她自我反思：“多年以后，我不止一次地回想，当时，我的声泪俱下的讲述，是不是故事的全部，是不是，我曾经对一些部分做了夸张和修饰，而对另外一部分，做了省略，或者干脆就是删节。是不是，在另一个男人面前，在那样的语境之下，我部分地夸大了我的苦难，为了激起对方的同情、怜惜，甚或保护的欲望。或者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找更为合情合理的依据，或者理由？我不知道。”（16）
但冷静不等于冷漠，在类似的心理刻画中，同时也丝毫没有掩饰作者自己的好恶，她真诚、细腻地写出一切，如翟小梨从中学辞职后再次遇到中年男人时，他说话的语气、腔调、神情的微妙变化，他微笑里的“调笑，戏谑，玩味，甚至，不恭”。小说人物是这样的：袒露着真诚，更躲避着虚假。作者也是如此。虚假，违背翟小梨的良知，果真如此，翟小梨就不是翟小梨，不是付秀莹深爱着的翟小梨；果真如此，翟小梨就只能是作者所要批判的角色。小说写主人公的开阔、豁达和面对一切无论残缺还是完满，无论高尚还是卑劣，都能一笑而过的包容和谅解。她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能迅速融入新的环境，工作尽心努力，以之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从中学时代的虚荣、敏感、脆弱，到初到城市的卑怯、羞涩和畏缩，到从容、自信、优雅大方，却也淡泊自守，不惊不惧，收获心灵的自在与安宁。这点集中体现在对主人公与老管的婚外恋情描述中。两个各有家庭的人之所以走到一起，既与孤身漂泊异地的巨大不适感和强烈的孤独感有关，也与两人都是命运的苦役，某种意义上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以及难以说清的气质相近、性格具有互补性等精神性因素有关。这段令被日常琐细的烦恼忧愁包围和湮没的翟小梨刻骨铭心的感情，除了让她体会到老管的温柔、动人、务实、细腻和久违的陌生的男性气息，老管和他租住的那间简陋的房子，更能让她在充满荒寒、凉薄和无依无靠的人生中感到温暖和慰藉，“我们彼此取暖，彼此依靠”。在老管的眼里，他跟翟小梨之间是“从来不曾有过身体上的瓜葛”的“精神恋爱”，是“纯粹的柏拉图之恋”，“我跟她之间有一种清澈的纯净的爱惜敬重”。（17）年过50，被生活折磨得丧失了“反抗之心”，与生活彻底和解的他，被翟小梨的饱满、柔软和眼神的明亮，尤其是“她身上那种热气腾腾的蓬勃的朝气”所感染、打动，反观其自身，“让我心情复杂”。这种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爱情，恰是在人性的幽暗、深渊、悬崖和陷阱之外，能让人体验到人性的纯净和美好的“别处生活”。在描述这段充满矛盾和暖意、痛苦和快乐且没有完满结局的爱情时，作者如同她的翟小梨一样，没有违背她的良知，也没有违背她对艺术规律的理解。作者并不力求做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她爱憎分明，但她也不美化自己所爱的人。因此，她把主人公作为冷静剖析的“对象”，也因此，她突出表现了翟小梨的羞涩、善良本性和包容心，她记录也在关心着人物内心的不为人知、难与人言的种种隐痛，轻柔地抚摸着人物创伤愈合后留下的一道道疤痕，赋予作品恳切的人性关怀，使之流淌着温暖、贴心而具有穿透力的人文主义精神。翟小梨乐观、开朗、坚韧，她能够忍受生活的贫困、艰难，能够靠自己的双手过上温饱的日子，但她不想盲目地顺应生活，麻木地承受生活，她拒绝没有灵魂、内心空洞的生活方式。她从本心出发，从自己的内在感受和内在体验出发，不断地反思和体味自己的生活，不断地思考、寻找心中应然的生活，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她在生活中挣扎，与命运抗争，认真体悟幸运与不幸、磨难与抗争、价值与意义、阴暗与幽微，并在内心甚至梦境中反复琢磨自己的精神现状和灵魂的去向。她通过自己的力量，依靠对自己命运、遭遇的反省，为自己寻找生活、精神和灵魂的出路，创造一个比现实生活世界更有意义、更有意味和情调的世界。翟小梨的这个世界就是“文学”，一个诞生于职业性生存手段和日常性生活情境中，但又保留了自己的本心，寄托着自己的灵魂和意义，并以此摆脱恐惧与无聊、撕扯与分裂的自由生活之境和独特内心体验的审美世界。
02
时代及内在于它的“人”
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在“诗意”与“生活”、“情感”与“历史”、“抒情诗”与“史诗”之间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审美关联，使生活、历史与时代的显影更具形象性、情感性和艺术美学品质，是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中国作家念兹在兹的问题。在20世纪中国文学视野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在众多诗化小说家笔下，‘抒情’和‘诗意’的获得，是以疏离‘时代’‘历史’‘现实’尤其是其中尖锐残酷的政治性暴力性因素而得以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历史大转型情境下，大时代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诉求，迫切需要讲述中国故事的史诗性文本，组织起民族共同体想象。如此一来，诗化小说在现代中国的边缘化命运和‘支流’乃至‘逆流’的文学史定位，也就不可避免”。（18）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中，同样是诗化小说作家，鲁迅、萧红等人与废名、沈从文等人也因思想文化立场的不同而显示出“诗意”的差异性，鲁迅等现代性启蒙主义立场，对传统乡土文明多持审视和批判态度，沈从文等以反思现代性立场而在反思批判现代文明时刻意营造一个诗意审美乌托邦。20世纪50—70年代，诗化小说因受一体化美学体制和观念的直接影响，“诗意”的发生多借助时代理念和激情的催化并受其局限，这在政治抒情诗、杨朔和刘白羽等的散文里体现得尤为明显。比较复杂的情况出现在孙犁、刘绍棠等“荷花淀派”和茹志鹃、宗璞等少数作家的创作中。进入80年代之后，汪曾祺、铁凝、贾平凹、何立伟、史铁生、张承志、张炜、苏童、格非等作家先后创作了大量极富诗意的小说作品。将付秀莹放在这一谱系中看，她应该更多地受到了鲁迅、汪曾祺，尤其是作为付秀莹同乡和前辈的孙犁、铁凝的影响。优雅舒缓的诗意气质带来的直接的艺术感染力；对人物尤其是女性纯净美好心灵风景的描绘；对个人情感世界和生命价值的尊重，等等。具体到《他乡》来说，小说对“女性”“个人”“心灵”“情感”的带有浓郁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温热的关爱，对“人”在“传统/现代”纠缠处境中的喜怒哀乐的人性美的观照，与孙犁、铁凝无疑是相通的。只不过，“现代”在孙犁小说中以“抗战”“革命”等更为直接的“暴力”形式出现，在铁凝的《哦，香雪》中以作为现代文明的“火车”“铁轨”面目出现，在《他乡》中以“城市”现身。但对“现代”情境下“人”的处境、境遇和“人心”的充满善意和美的体贴，在他们的小说中是一以贯之的，不同的是“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心与时代”是进入孙犁、铁凝和付秀莹不同文学世界的一个隐秘而有效的入口和通道。更直接地看，《他乡》是孙犁、铁凝笔下的那些女性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生活的个体生命情态的写真，集中描述了她们从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污染、人际关系简单纯粹的农业文明环境中，进入充满矛盾冲突、功利算计的复杂现代文明社会后的命运、遭遇和处境。在此，我们除了可以把《他乡》看作长篇《陌上》的姊妹篇，也可以看成是铁凝《哦，香雪》的续篇。翟小梨走出了贫困闭塞的村庄，进入香雪热切向往的城市这个现代新世界，遭遇物欲、人欲横流的现实冲击，发生了一系列现实、心理和精神的裂变。相对于1982年的“香雪”，2019年的“翟小梨”所面对的世界无疑更为复杂多变；相对于单纯而未经世事的少女香雪，翟小梨经历了从少女到中年的成长成熟，历尽沧桑。但翟小梨始终没有成为司猗纹（铁凝《玫瑰门》），成为卑琐丑陋的心理畸变者。就此而言，翟小梨是成年后的香雪，仍然纯粹良善，仍然自尊自爱，仍然葆有一份宝贵的生命之美、人性之美。但翟小梨又只能是她自己，一个在90年代后中国现实生活中遭遇着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相牵连着的“这一个”。不光她，章大谋夫妇、幼宜、幼通、老管、郑大官人，他们苦乐交加的那些或完整或破碎的人生故事，或多或少地牵连着大时代、大历史的变动或错动，这一切在小说中以不疾不徐的节奏和语调得以叙说，平静中有微澜，欢乐中有泪水，人生的悲凉体验中不乏人性的温热。
从《他乡》中不仅可以看出作者把握人性、人心上的细腻和透彻的洞察力，也能看出她知人论世的敏锐烛照。小说在柔软、隐忍的心理情感向度之外，同时写到了命运交错下个人意识在生活、现实和社会促动启示下的生长，以及个人意志升华的力量。因此，小说对人性、人心的表现并不停留在情感、心理层面，而是将“人”与“世”——“世道”“世界”联系起来，从“人心”把握“世道”和“时代”，将“人心”放在一个更大的“世界”中，既观照“世界”，又探察“人心”，既写出置身这个世界中的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又赋予这个庞大无边的世界以“人”的生命与情感、心理的可感形态。
早在创作第一部长篇时，付秀莹就曾袒露自己的抱负：“《陌上》触及了时代变化中新的中国经验，《陌上》里有更广大的人群的隐秘心事和命运起伏，《陌上》是以中国人独有的审美方式，表现了中国人真实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幽微开阔的内心世界。”（19）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他乡》，只不过小说的内容背景、故事发生地、主要人物、叙事结构等做了调整，“时代”“中国经验”“广大人群”“隐秘心事”“命运起伏”“日常生活”“内心世界”等关键词则一以贯之。付秀莹在谈到自己这第二部长篇时的说法可为参照：“《他乡》仿佛一个巨大的隐喻，关乎急剧变化中的中国，关乎时代巨变中人的命运遭际，关乎生活激流中破碎或者完整的新的中国经验，关乎你，关乎我，也关乎她和他，以及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他乡》，终究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有关。”（20）如果不拘泥于作者的夫子自道，据其文本，我们也可以说：仅仅将这部小说看成是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和成功史，显然小觑了付秀莹的野心和抱负，她有更大的写作意图和期望。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他乡》以艺术和审美的方式表现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城市和乡村生活中的人和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在人物和环境的典型化方面，在细节的真实方面，都与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内涵和形态高度契合。小说有着对近30年中国社会、现实、生活、情感和伦理关系、道德意识真切、细腻、生动和颇具及物感的表现，在时间之维的推演中，以主人公翟小梨的读书求学、爱情婚姻和工作变动等为叙述动因，在城市和乡村的广阔空间之域中，衍生出多姿多彩的生活风貌和灵魂面目，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强烈的时代感，带有清晰且不可磨灭的生活印记和情感刻痕。《他乡》将时代、生活内在化为主体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将生活、现实和历史化解为诞生、遭遇、成长、死亡、命运等“人”的体验过程，将通常作为体验“对象”的“生活”，转化为生活着的感性生命个体对自身命运遭遇的内在感受，“生活”的意义来自感性生命体的把握、捕捉、寻找和建构。《他乡》是对这个时代的准确描述，也是对人心灵复杂心路的准确描述。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时代的描述是通过“人”，通过对“人”心灵复杂心路的描述，得以艺术化地实现的。
《他乡》大体可按时间先后分为两部分内容。前半部分主要描述翟小梨自高考失利到自学考研这段时期的恋爱、婚姻、家庭生活，大学时期恋爱的浪漫和相思之苦，为了省城户口而奔波的艰辛和屈辱，寄人篱下的无奈和委屈是这部分的主要内容，小说突出了翟小梨生活的贫困、无奈，对生活色彩的渴求和改变生活的强烈愿望。小说后半部分主要描述翟小梨读研和工作之后的生活和情感。在这部分，主人公从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小圈子，进入了更具丰富性、复杂性和流动感的城市生活和人群中，在陌生的城市和充满隔膜、疏离的人际关系中，以主人公为中心，写出了当代城市人的孤独、隔膜、焦虑不安和在彷徨与痛楚中的挣扎。小说这部分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翟小梨与老管、郑大官人的情感线索，一是翟小梨与实习单位领导之间的工作线索。两条线索时有交错，勾画了翟小梨所处的复杂社会和情感关系，突出了其曲折纠结的情感历程、矛盾撕裂的精神状况和灵魂世界。前半部分侧重写人生的艰辛琐碎，又通过幼通的家庭写出人性之幽微；后半部分侧重写人性的幽深曲折，又写现实的艰难和生活的波折。贯穿这两部分为一个艺术整体的是翟小梨的生活、工作和情感，是“人”“个人”“女性”，是作者对它们的热切关注和持续、深入的“追踪”和探索，以及处理生活与艺术之关系的能力、才华和纯净的艺术激情。
这源自付秀莹对“人”所抱有的浓厚且热烈的兴趣、情感和对人物“贴心”的理解：“连我自己都不曾意识到，对于那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究竟怀着怎样浓厚的兴趣。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拥有怎样的人生？我喜欢揣摩他们的内心，我想读懂他们的心事。我想把他们写进我的小说里，在我的笔下，同他们一道，再活一遍。”（21）事实告诉我们，杰出的作家无不怀抱对人本身的热忱。爱伦堡评价契诃夫小说的特点时，有一个简洁而极富创见性的观点“契诃夫能够人性地表现非人性”。对于那些并不讨人喜欢的人，“契诃夫不想贬低他，作为一位具有巨大讽刺才能的作家，他没有用漫画取代人物肖像画”。（22）爱伦堡引用契诃夫谈论其话剧剧本《伊凡诺夫》中的那位枯燥、教条的医生里沃夫的话：“这样的人也是需要的，其中的大多数也是讨人喜欢的人。把他们漫画化，即使是为了有喜剧效果，也是不应该的。当然，漫画鲜明，因此容易让人明白，但留有余地比过分地涂抹要好……”对此，爱伦堡写道，尽管契诃夫让里沃夫促使了伊凡诺夫的自杀，“而剧作者对伊凡诺夫是心怀好感的，不仅伊凡诺夫，就是浅薄的里沃夫也被深刻化了”。（23）对人物的漫画化处理，固然可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但这也是以丧失人物内在心理灵魂的复杂性为代价的，而所谓“人物肖像画”则是指对人、对人的心灵和复杂心路的细致准确的描绘，人物可能是“非人性”的，但艺术家对其“非人性”因素的描绘却应该是“人性”的。在真正的艺术家那里，“人性”和“艺术性”“文学性”是无法分开对待的。“作家——大作家、中流作家，甚至小作家都不仅能够看到自己的人物，而且能够分享他们的内心体验。这种共同体验一般称为作者的再体现。如果思考契诃夫的著作，那就会发现，在他不长的生命过程中，他体验了数以百计的人的生命。”（24）由于契诃夫能“人性地表现非人性”，他的作品中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同样在《他乡》中也因为作者对每一个人物的生命意义上的平等浸入、体验，每个人物都得到了人性的观照，这使得小说能够穿透时代或恢弘或琐屑、或整体或破碎的表象，直抵人物内心和灵魂深处，带来了平静而震撼的现实性。
《他乡》中故事的主体部分联系着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前20年的时间，关联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并通过幼通的家庭关系，尤其是其父亲的家世出身和身世经历，包容了更多“历史”的内容，有将“个人”与“时代”及“历史”作通盘考虑的谋划，写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并力求“时代性”和“历史感”的统一。但小说没有直接去写自己所不熟知的大事件，它仅仅是在写作者所熟知的生活，这表明了作者的诚实、自知和谦虚。《他乡》的世界虽然容纳了繁杂的各色人物，呈现出开阔的视野和格局，但小说写得最深切动人的却还是主人公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小说表现时代现实时通常会出现的浮光掠影的表面化。
付秀莹笔下的人物随心随性，不是根据某种计划，不是服从于“时代”和“历史”表达的需要，也不是为着情节的曲折起伏，而是在主人公的身上融入自己的血肉、灵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经验，让她自己去选择自己的道路，让她走自己的路，让她感悟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让她在自己身上找到改变自己生活方式和生命轨迹的力量。章大谋、佩竹、张幼宜的心理、性格和他们的家庭关系、氛围，跟章大谋遭遇的人生变故，有直接和重要的关系。不可违逆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不仅使他只能把自己真实的内心掩藏起来，谨小慎微地生活，也造成他多疑、敏感的性格和强烈的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尖酸刻薄以及对权力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而这种对生活的不满、怨言和消极的“抵抗”，造成了家庭内部关系的“客气”、疏远，以及对小梨老家来的客人的冷漠、虚伪。历史暴力造成了人性的异变，同样，由于生活中新因素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性苏醒，但长期遭受的历史—人性的压抑，也很难带来人的心理、情感结构的根本调整，人被永远禁锢在历史暴力和自我压抑两股力量共同铸造的狭窄牢笼中，无法彻底摆脱。这既是历史的悲剧，也是生活和人的悲剧。小说对幼通亲人和家庭故事的讲述，由此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撼的现实性力量。
利用“传统”为武器批判“现代”，或以“乡村”为标准衡量“城市”，或以“故乡”为原初与本真来否定“他乡”的造作与虚设，是《他乡》所不取的。在这一点上，小说没有陷入那种“职业性的人道主义”的既有轨道。翟小梨成长的20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确立合法性并轰轰烈烈地蔓延、渗透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走出了“革命”“启蒙”“现代化”共同体想象，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作家或世俗主义或新启蒙主义或自由主义各取所需，其中既有积极肯定文学的世俗性带来的“解放”效应，又有直白表露对市场消费逻辑甚至金钱秩序的积极拥护，还有对上述立场和言论的激烈批判。这一精神与文化状况与资本主义兴起时保守主义者对它的批评极为相似。威廉斯在谈到他称之为“价值危机”的现象时说：“对新的近期按秩序之粗鄙和狭隘进行回顾时，常有一种激进态度。这种态度被用来充当对我们自己时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承载人道主义情感，但是通常又将这些情感附着于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因此是无法挽回的世界。于是，一种必要的社会批评指向了更为安全的往昔世界：指向一个书本和记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学者可以表现出职业性的人道主义，而在他自己的真实世界里他不是闭塞的，就是冷漠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资本主义批判包裹着社会价值，而这些价值如果变得活跃起来的话，就会立刻跃升，成为对某些制度、某些社会阶层和道德稳定性的变换。这些制度、社会阶层和道德稳定性带有封建性质，但也具有更为相关和更加危险的当代适应性。”（25）这种“职业性的人道主义”态度将前现代乡村形塑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浑然一体的“世外桃源”，洋溢着宁静祥和氛围的乡村，成为作家对它所包含的生活方式、伦理立场和情感观念的缅怀和赞美。这是一种遮蔽了时代激荡和历史转换时期一部分人的真切情感体验和道德感受的书写选择，在这种选择中，大量的乡村场景被作家有意识地过滤掉了。在美化“乡村”的同时，“城市”作为“乡村”的对立面，被从阴暗面、丑陋面进行了渲染性描述。自现代以来，我们的文学往往徘徊于对乡村/城市的对立性表现，是“愚昧/文明”、“美好/丑陋”或“落后/先进”的镜像性隐喻。
事实上，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贪婪、欺诈、剥削、算计等丑陋现象都是存在的。进一步看，90年代以来，中国一方面延续着五四以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轨；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消费逻辑乃至后现代文化因素的介入，进一步重构和重塑着中国城乡的社会组织、人伦关系、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现代性、后现代冲击下，在“乡村”宁静、纯真、祥和的外表下，往往隐含着异质性经济、道德和文化观念与力量的激荡与冲突。在城市的挤压和资本力量的冲击下，“乡村”不仅不能成为抵制这一力量的理想化空间，甚至可能会成为其表意符号或城市人的游戏空间。付秀莹的首部长篇《陌上》就在芳村日常生活经验细节和人情风俗中揭示了所谓“现代”“城市”文明对“乡村”“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与情感、婚姻等的渗透和改造。（26）与《陌上》写现代境遇中“乡村”“传统”的命运和形态不同，《他乡》聚焦于“城市”“现代”本身，发掘辗转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心理、情感、选择和命运，以及现代人、城市人的观念意识和关联纠葛。小说并没有在“乡村/城市”的对立架构中展开叙事，将之表现为传奇性形态，展示北方中国农村生活史或乡村文化传奇，以展开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批判，也没有展示在资本与城市包围、冲击下“乡村”呈现的复杂性，而是将“故乡”卷入“他乡”的故事中，“故乡”成为人在他乡回眸的意象化存在，那里有亲人、朋友、邻居，是帮助翟小梨转换他乡生存压力的缓冲器和情感的寄托处。与此同时，“他乡”又何尝不是一个别具魅力之处，“都深夜了，北京还是这样璀璨。又璀璨，又神秘，带着一种迷人的动荡的气息，令人低回不已。”阳光披照下的北京胡同里，“偶尔有人骑车慢悠悠走过，气定神闲地，有一种悠长的日常的民间的滋味”。翟小梨租住的狭窄的一居室房子，“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有点陈旧。小区里人来人往，是浓郁的人间气息”。从单位报社走出幽深曲折的小巷，“忽然就是繁华的大街了。是豁然开朗的意思”。阳光下，护城河边几株树灼灼其华，“有一种喧闹的世俗的好看”。主人公坐着公交车在上班的路上，“听着车轮碾过街道的轰隆轰隆的声响，心里忽然就涌起一股子豪情。我，一个芳村来的女人，一个外来者，尽管渺小，单薄，不足道，然而，我终究是汇入了这座城市的早高峰的人潮中了”。经历生活的崎岖动荡之后，一家人定居北京，在此时的翟小梨眼里，东四一带“胡同多，平房多，沉稳，安静，又繁华热闹，是老北京的气质”。（27）也就是说，《他乡》对城市和乡村的表现不是在通常的文化和文明层面上，而是侧重在情感和人性层面上，“日常的民间的滋味”“浓郁的人间气息”，不止在已经离开的芳村，也在生活于斯、写作于斯的城市。或许它不是那种黏着于历史和文化的貌似浑厚深刻的宏大叙事，却从作者个人的经验、体验和艺术个性出发，展示了另一种颇具柔性光辉的宏大性。
03
他乡、故乡与“返乡”
付秀莹将自己的《他乡》看作一个关于时代巨变中的“中国”“中国经验”和中国人命运和精神状况的“巨大的隐喻”。一拿到小说，我本能地觉得“他乡”作为小说题目不好，内涵、意味，甚至隐喻本身都太直露了，但读完小说又觉得很合适，似乎并不能找到一个更贴切的题目来替代它。付秀莹是一个写“回忆”的小说家，《他乡》让人想起付秀莹在她以往小说中蕴含的乡村体验和情感记忆。她从自童年少年时代开始的记忆中取材，描绘个人经历的酸甜苦辣，以轻柔淡雅之笔，展现这个时代的心理、情感，以及至今仍存活于生命深处的以往岁月。小说的魅力在于，透过“回忆”和对彼时彼刻的联想，而看取朦胧馥郁的往昔。但《他乡》的内容却较少涉及乡村生活体验和乡村情感记忆，翟小梨身在“他乡”——从省城到京城的“都市”“现代”生活与情感是这篇小说表现的中心。从根本上看，《他乡》并非对“乡村”的怀旧与乡愁。相对于“故乡”而言的“他乡”、异乡、异地，故乡是根脉，是血地，离开它意味着空间的位移和时光的流逝，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空的开启。其中自然免不了对故乡故土故人故事的回想和怀恋。“他乡”即“他乡”，在“他乡”与“他乡”之间诞生了一个新的诗学时空。
在这个诗学空间中，一方面，“他乡”即是漂泊异地、流落陌生城市的孤独、困惑、隔膜；另一方面，又不止于此，“他乡”同时又是远方，是诗。“诗”孕育于“故乡”，却催化、萌发和诞生、淬炼于“他乡”。“诗”——小说，在本质上是一条路，一条通往“故乡”的路，一条连接“故乡”与“他乡”、血地与异地的路。这条路联系着北京、省城宽阔的街道、狭窄的巷子，火车的铁轨和乡间小径，从繁华城市的小区一直延伸到大平原田野深处炊烟缓缓升起的村庄。“诗”是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灵魂的诉说，是一个从童年、少年到青年、中年的女性的私语、独语，也是一位女性，一个个体生命与生活，与其他的男人、女人、与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精神对话。“诗”是一条心灵和灵魂的路，是一条情感的路。通过这条路，翟小梨找到了个体/女性的自我，同时，也在“他乡”重新发现了“故乡”，或者说“他乡”中的“故乡”。对于翟小梨来说，写作就是还乡，小说就是由“他乡”而“还乡”“归乡”的一种方式。诗化小说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现象。小说中的“风景”“诗意”“抒情”等亦可作如是观。
威廉斯在谈到现代人的生命状态以及如何建构主体认同时说：“华兹华斯发现，当我们在一个满是能够影响我们的陌生人的世界中变得不安，当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以明显外在的、无法辨认的形式在我们周围流转时，我们为求安全会退到一种深深的主观性当中，或者我们会在自己周围寻找一些社会图景、社会符号和社会讯息，对于这些东西，我们试图以个体的身份与之发生联系，但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发现某种形式的共同体。”（28）所谓“深深的主观性”在小说文体上主要表现为“心理小说”或“个人小说”，它们主要着力于个体生活的细腻体验和塑造，忠实于个人心理上的真实；所谓“社会图景、社会符号和社会讯息”在小说文体上主要是威廉斯所说的“社会小说”，它主要着眼于对社会生活、集体生活的精确观察和体验。在威廉斯看来，“个人小说”和“社会小说”的区分，源自1900年后欧洲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的终结，其深层社会原因则是个人与社会被割裂为对立两极的现实危机。文学（小说）只是这一危机的症候而已。类似情况，也发生在90年代以来我们的小说中，一方面，“女性写作”“个人化写作”“新生代小说”“新体验小说”“新状态小说”等“个人小说”“心理小说”风行一时；另一方面，“现实主义冲击波”“商战小说”“官场小说”“新改革小说”“主旋律小说”此起彼伏。如何既能塑造出一个真实可感的“社会”，塑造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感，同时又能塑造与此相应的血肉饱满的人；既能写出当代人感觉结构中的一些重要部分——包括付秀莹小说中也写到的那些疏离感、异化感、自我撕裂和自我放逐感；既能表现时代感，又能赋予时代以深沉内在的历史感，并将“历史”“时代”化入“生活”“人”“个人”的具体的经验性存在中，而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超验性存在来规约“生活”和“人”等，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应该思考的问题和难题。
在这些问题上，《他乡》是一个付秀莹式的极富启示性的文本。在小说中，付秀莹不仅讲述了一个女性在他乡的现实经历和生活、情感的经验和体验，表现了个体/女性与“他乡”的交会、融合与碰撞、矛盾，塑造了个体/女性眼里的“他乡”形象，而且也同时回忆和重塑“故乡”——它或它们的形、神、气、味。在付秀莹这里，“故乡”和“他乡”是互相造就而不是彼此隔绝对立的：正是因为“他乡”的存在，“故乡”才成其为“故乡”并永远如是；“我”进入“他乡”，“他乡”中有了“我”——“我”的生活、家庭、情感、思绪，“他乡”就不再是“他乡”而成了“故乡”——“我”的故乡，于此栖息，于此写作，于此歌哭。乡村与城市、个人与生活、故乡与他乡，在此一体相牵，共同建构了一个具有生活实感和生命质感的中国形象，一个为了自己的生活而认真努力、执着不息的女性故事，一个关于90年代以来每个人都会经历和体验的中国故事。
付秀莹将《他乡》看作一个“巨大的隐喻”，她所提到的“时代巨变”“中国经验”，所引用的鲁迅名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无疑透露了其重构宏大叙事的雄心。但对宏大叙事，她又持有一种谨慎的审视。这一态度主要是通过章大谋、章幼通父子表现出来的。关于前者，小说写道：“我常常想，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把白天的宏大叙事的激昂收起来，为了这些人生的不如意，而辗转难眠呢？他会理解孩子们的痛苦或者烦恼吗？”（29）章父的“宏大性”不仅表现在“长篇大论”“言语上从不让人，激烈，极端，甚至，刻薄”，更表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冷漠、缺乏基本的爱和同情心，即使对儿子儿媳的困境，也是“旁观的，漠然的，蔑视的，有那么一点幸灾乐祸”。这显示着“宏大性”对“日常性”“世俗性”“人性”扭曲、畸变和异化的强大力量。
相比之下，小说对章幼通身上“宏大性”的描述要复杂得多。小说写道：“幼通的那些宏大叙事，能够令人从庸常乏味的日常生活中超拔而出，有一种不同凡响的肃穆感，又隐秘，又庄严。莫名其妙地，觉得，当听着他谈论这些高大上的事物时，我也跟着高大上起来。好像是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个体，蓦然间汇入了国家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翟小梨感到困惑：“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错觉，是不是爱情的甜蜜的催化剂，或者，正是这种近乎崇高悲壮的家国情怀的映衬，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那些细小的瑕疵、缝隙、龃龉、肿块，都变得微不足道了。”这段描写仿佛杨沫《青春之歌》的复现：卢嘉川借助宏大的阶级话语和国族话语（“崇高悲壮的家国情怀”）将林道静从余永泽日常话语和小资话语（“男女之间的小情小爱”）的围困中解救出来，获得圣徒般的灵魂净化和精神升华。小说还写到幼通的渴望：拥有一架望远镜，在晴好的夜晚遥望星空。这个愿望，让彼时尚处于生活困境无法超脱的翟小梨感到：“在破败的现实的大地上，仰望星空。这样一个人生姿态，是不是一种隐喻，一个奢侈的梦想呢？”（30）值得注意的是，幼通的“宏大性”是在翟小梨的回忆中出现的，显现了一种略带反讽意味的三重反思性：一是彼时对幼通的不理解和“反讽”，二是对自身彼时不理解幼通的反讽，三是对宏大性本身的反思。如果说，年轻时代曾无限陶醉和沉迷于宏大话语，如今则抱着一种更为审慎却又不是拒绝和解构的态度。翟小梨拒绝章大谋是因为在后者那里只有“宏大性”对“人”的宰制、对“人性”的消泯，翟小梨接受幼通，是因为在他那里除了“宏大性”还有日常性（一个人照顾女儿、对爱情始终不渝等）、超脱性（坚守内心超越世俗功利），在根本上，幼通代表着她的本心和初心，“他做人清白，干净。他与世无争，内心安宁，他从来不曾违背过自己的内心——在经历了这么多后，我最嫉妒的，也是他这一点”。幼通是让她感到沉静、完整的自己的“历史”：“我的内心宁静极了。幼通，他是我的历史。跟自己的历史在一起，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完整，自在，安宁。”（31）个体自我——“自己”不仅存在于当下生活的俗世幸福中，也存在于包括“历史”在内的整全性中，存在于“历史”本心包含的宏大性中。
颇有意味的是，小说最后部分的章节设计。“断章，或者浮云”以日记形式写成，是纯粹个人化的翟小梨生活编年史；紧接其后的是属于小说正文的简短文字，从情节结构上看，是小说“回忆”的起点和终点，写出主人公“现在的生活”；最后则是“亲爱的某”，是最能体现“作家翟小梨”心境的部分。这部分以“书信”的形式，写她与“亲爱的某”的对话，运用诉说和倾听的形式，写主人公与“某”的心灵沟通和交流，但实际上，这也是主人公内心的独白和独语，是她内心的倾诉，也是对自我灵魂的解剖和拷问。相对于小说故事主体部分来说，这封信似乎是“游离”的，它无关主要情节，与小说中出现的其他人物也无明显关联，也即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成规，是可以去掉的一部分。但如果说，《他乡》前面所有的内容基本以写实为主，这部分可以视为“写意”，它与此前的内容关系，可看作是生活与生命、灵魂的关系，是叙事与抒情、内心的关系，是时代、现实与自我、个体的关系。它是“诗”的、超越的，通过繁复的意象言说自我：升腾的雾霭，寥廓的旷野，幽深的秋意，星空照耀的无边的大地，汩汩滔滔的汹涌的月光，宽阔、沉默、苍茫的大平原……无论是人物自我的诉说，还是与“亲爱的某”的对话，在这种幽深开阔的“宏大性”中，只能是一个“人”面向“世界”的诉说，一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世界”不仅是“世界”，它是意境，也是境界。自然，在这个“世界”里，也有厨房里冒着热气的锅，有阳台上晾着的滴着水珠新洗的衣服，还有没有插好的鲜花和坏了还没来得及修理的门——它们属于世俗、生活和个人，呼应了“断章，或者浮云”和紧随其后的简短正文。就这样，“个人”“当下”“世俗”和“历史”“整全性”“宏大性”之间的关系，在《他乡》的叙事中得以重构。
《他乡》体现着付秀莹以“返乡”的方式，重建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努力和实绩。“返乡”不仅是修辞、手法上对古典传统的借鉴，不仅是对“乡土”的挽歌式怀旧式书写，它也包括返归本心和原初，返归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或根本依据。《他乡》中主人公以内在于自我的方式超越自我，小说也以内在于时代的方式，从深层而不是浅表地来表现这个时代，从而超越对时代的追影随形式书写。
注释：
（1）王金胜、张爱玲：《新体小说:莫言的“诗”性叙事》，《东方论坛》2019年第2期。（2）郭宝亮等将付秀莹的《陌上》称为“中国式挽歌体”小说，认为其“诗化现实主义”品格主要继承的是《红楼梦》，认为：“我们还不应该只是局限于从新文学传统——如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的诗化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传统中来观察，而且还应该从更大的中国古代的传统中去观察。”见郭宝亮、张越：《论〈陌上〉的“诗化现实主义”品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这一观点可作参考。（3）—（10）付秀莹：《他乡》，第348、178、189、192-193、201、260、279、283、328、416、242、203、219、230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本文《他乡》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11）付秀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境遇》，《文艺报》2019年9月4日。（12）付秀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境遇》，《文艺报》2019年9月4日。（13）—（16）付秀莹：《他乡》，第67-68、253、260页。（17）付秀莹：《他乡》，第332页。（18）王金胜、张爱玲：《新体小说：莫言的“诗”性叙事》，《东方论坛》2019年第2期。（19）付秀莹：《在虚构的世界里再活一遍》，《新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20）付秀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境遇》，《文艺报》2019年9月4日。（21）只恒文：《付秀莹：寻找富有魅力的“这一个”》，《中国青年作家报》2019年9月24日。（22）〔苏联〕伊利亚·爱伦堡：《重读契诃夫》，第77页，童道明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23）（24）〔苏联〕伊利亚·爱伦堡：《重读契诃夫》，第77页，童道明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25）〔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52页，韩子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6）如张志忠等认为，《陌上》“从自然节气风俗生活的日薄西山，到芳村人被现代性掠夺之后的日常生活，再到几近崩溃的乡间朴素道德，都折射了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下乡土社会不断加剧的异化现象”。“自然节气与风俗生活同芳村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日常生活的加剧异化是每一个芳村人的生命体验。”见张志忠、马婧：《当下中国乡村的“农事诗篇”——付秀莹〈陌上〉简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郭宝亮等的看法与此相同：“在强大的商业伦理和无限膨胀的欲望洪流面前，美丽的‘芳村’不可遏制地、无可奈何地走向颓败’。”见郭宝亮、张越：《论〈陌上〉的“诗化现实主义”品格》，《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27）付秀莹：《他乡》，第278、317、319、321、343-344、428页。（28）〔英〕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400页，韩子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9）付秀莹：《他乡》，第185页。（30）（31）付秀莹：《他乡》，第176、177、426、427页。